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
白居易（772年—846年）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他与元稹共同倡导了唐代中期的“新乐府运动”，世称“元白”，又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，在中国诗歌史上，他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白居易的第一身份是唐代中期的左拾遗（监察官员）、著名政治家。
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
白居易生长在“世敦儒业”的书香门第，自幼“聪慧绝人”，“襟怀宏放”。白居易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，乳母抱着他在书屏前玩耍，有时指着“无”字和“之”字让他认，他虽口不能言，心已默识。白居易五六岁“便学为诗”，九岁“谙识声韵”，十五六岁“苦节读书”，以至于口舌生疮，手肘生茧。他二十九岁得中进士，三十五岁以优异成绩通过唐宪宗殿试，授盩庢（今周至）县尉。元和二年（807年）十一月，白居易因诗受到唐宪宗赏识，被召入翰林为学士。次年（808年）五月，白居易任左拾遗。
左拾遗是个什么官？唐代行政法典《唐六典》规定，左拾遗设在门下省，序在左散骑常侍、谏议大夫、左补阙之后，意思是国家有遗事，拾而论之，是国家的重要谏官。左拾遗同左补阙共同掌管供奉讽谏，凡发布诏令办理政务，有与时势不相适应、与正道不相符合的，大则当廷上谏，小则封书上奏，并负责向国家推荐贤才良臣。
任左拾遗后，白居易十分珍惜这个报效国家的机会，决心竭尽平生才识，力图做到朝廷得失无不明察，天下利弊无不陈说，有缺漏必规劝，有过失必进谏。
元和三年（808年），淮南节度使王锷以巨款重贿宦官，欲求官位。白居易认为王锷既无“清望”，又无“大功”，德不配位。他向朝廷上谏，王锷勒索民财进奉，为的是取得自己不配获得的官位，倘若顺遂了王锷的意愿，四方藩镇纷纷效法，“百姓何以堪之”。此事因此作罢。
元和四年（809年），唐太宗时著名大臣魏徵的子孙生活贫困，典押了祖先遗留下来的房宅。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为收买人心，欲为魏徵子孙赎买住宅。白居易上谏说，魏徵是先朝著名宰相，当年太宗曾经赐宫殿所用建材为他修建正宅，以示特别褒奖，与其他官员的宅第都不一样。魏徵的子孙欲典押，需要的钱也不多，应该由朝廷为其赎买，而不能让李师道掠此美名。于是，宪宗诏命用国库钱赎回并禁止其质卖。
元和五年（810年）正月，东台（御史台在东都洛阳的分支机构）监察御史元稹从东京洛阳返回长安，途中在敷水驿站留宿，刚刚住下，专横跋扈的宦官刘士元“破驿门呼骂而入，以马鞭击伤稹面”。回京后，刘士元竟恶人先告状，致使元稹遭贬。白居易与元稹同年登制举，深知元稹人品忠直，屡次上疏，认为不可将元稹降职，并详细陈述了理由：其一是元稹自任御史以来，纠举不避权贵，自然也得罪了一些势家，倘若元稹被降职，谁还能为履行“疾恶绳愆”的职责挺身而出。其二是元稹与宦官刘士元的纠纷，罪在刘士元的骄横无礼，现在“中官有罪，未闻处置；御史无过，却先贬官”，恐怕以后中官出使肆意施暴，朝廷命官受了凌辱却不敢言说。其三是元稹曾弹奏严砺、韩皋等方镇守臣，因此“天下方镇，皆怒元稹守官”，将他贬官江陵，便是将他送与方镇，以后就难以监督方镇的举动了。
作为左拾遗，白居易尽忠职守，不计风险，屡次疏谏，对安史之乱以后，唐朝面临的诸多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，思想深刻，忠勇可嘉。
关怀现实 以诗进谏
“意气骄满路，鞍马光照尘。借问何为者，人称是内臣。朱绂皆大夫，紫绶悉将军。夸赴军中宴，走马去如云。”这是白居易的组诗作品《秦中吟十首》中《轻肥》的前四联，它形象揭露了宦官的骄横和奢侈生活，典型地反映了白居易作为一位诗人谏官以诗进谏的鲜明特色和优势。
白居易文辞丰富艳丽，尤精于做诗。他以诗歌讽谏，针砭时弊，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，并往往流传到宫中。白居易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宪宗即位初始，君明臣贤，屡降诏书，询问民间疾苦。此时，白居易恰好被提拔入翰林院，每月领取书写奏疏的纸张，他的谏疏多以救济百姓疾苦、弥补政务缺漏为宗旨，而那些难于明言的，便写成诗歌，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尽量上达朝廷，以助治理国事，尽到谏官职责。
正如白居易对元稹所讲的：“凡闻仆《贺雨》诗，众口籍籍，以为非宜矣；闻仆《哭孔戡》诗，众面脉脉，尽不悦矣；闻《秦中吟》，则权豪贵近者，相目而变色矣；闻《登乐游园》寄足下诗，则执政柄者扼腕矣；闻《宿紫阁村》诗，则握军要者切齿矣！”
“皇帝嗣宝历，元和三年冬。自冬及春暮，不雨旱爞爞。上心念下民，惧岁成灾凶……”这是白居易的《贺雨》。元和三年冬到元和四年春，天大旱无雨，宪宗因此欲降德音，白居易与大臣李绛上书建议“蠲租税，出宫人，绝进奉，禁掠卖”，宪宗都采纳了，结果真的下了一场大雨。白居易感激宪宗的虚怀纳谏，欣然作了此诗，并希望“君以明为圣，臣以直为忠。敢贺有其始，亦愿有其终。”
《哭孔戡》歌颂孔子的第三十八世孙孔戡“贤者为生民”的气节。《登乐游园望》则巧妙讽刺了小人得志、志士沉沦的奢靡景象。《宿紫阁村》生动揭露了禁军欺压百姓、为所欲为的丑恶行径。
自任左拾遗以来，凡遇事或有感又可用比兴来寄寓褒贬的，白居易皆因事立题，自题为《新乐府》，共一百五十首，称为讽喻诗。白居易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著名谏官于一身，创造性恢复和传承了《诗经》的传统，成为了以诗谏言的懿范。
“知吾罪吾，率以诗也”，白居易当初被提拔入翰林院，以诗为谏竭力报效国家，但也因诗开罪势家，以致流离转徙江湖。
长庆二年（822年），白居易被贬为杭州刺史。作为谏官、士大夫，白居易“志在兼济”，在杭州任职期间，他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年久失修，便下大力主持疏浚，有效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。当时，杭州一带旱灾比较严重，但是当地人却不知利用西湖水灌溉农田。他到任后力排众议，修筑堤坝水闸，增加湖水容量，解决了杭州附近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。他还加强对西湖的日常管理，规定水闸和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，要及时封闭，有漏水的地方要及时修补。离任前，他还特意留下一笔资金作为治理西湖的周转金，并刻石《钱塘湖石记》，将治理湖水的过程和做法明示后人，对西湖的治理产生了长远的影响。今天的西湖仍有一条“白沙堤”，两岸杨柳婆娑，是西湖的著名景点，后人为了纪念白居易，亲切地称之为“白公堤”。宝历元年（825年），白居易迁转为苏州刺史。在苏州刺史任内，他继续兴修水利，开凿了一条长七里的山塘河，并在河北修建道路，便利了苏州的水陆交通。
白居易一生信奉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哲学。当时的宫禁官署、道观寺庙、驿站旅舍的墙壁上，到处题写着他的诗；从王侯公卿到童仆奴婢，人人口中吟诵着他的诗；学童们诵习的都是“白乐天、元微之诗”（乐天是白居易的字，微之是元稹的字）。人们还将他的诗缮写刻印，在街市上叫卖。更有甚者盗取他的姓名，将不是白居易的诗系在他的名下，真假杂糅，无可奈何。元稹感叹地说，从有诗文创作以来，还没有这样广为流传的。可以说，白居易因诗流芳百代。但同时，白居易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他起步于翰林学士，建功于左拾遗，后来几经起伏，官至刑部侍郎，封晋阳县男，对唐代中期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白居易去世后，唐宣宗追思不已，写诗悼念他：“缀玉联珠六十年，谁教冥路作诗仙。浮云不系名居易，造化无为字乐天。童子解吟长恨曲，胡儿能唱琵琶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怆然。”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分别为他作传，《资治通鉴》也以大量的笔墨在十多处地方记载了他的事迹，特别是浓墨重彩地记载了他作为“左拾遗”的谏言故事。可以说，白居易在诗人的身份外，又以政治家、监察官员永载史册。（岱石）
